今年春节前后，全国生猪价格进入稳步上升通道，“五一”节后则从每周一个价逐渐演变为每天一个价，时至今日，全国猪价已引起各界人士高度关注，而社会上或行业内各方人士对猪价变化原因及养猪业存在问题的阐释则与以往类似，十分耐人寻味。笔者觉得其中存在若干简单逻辑思维混乱的误区，不妨在此与读者诸君分享。
一、 关于解释生猪价格变化的逻辑思维
据政府权威部门公布，至六月初，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生猪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超过60%。而六月初至今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猪价又涨了2.0元%公斤左右，本文完稿前山东临沂市沂水县张先生来电说，当地肥猪价两周前已达18元/公斤，近日还有上升迹象。一时间经济学界的“通涨论”甚嚣尘上，养猪业界“成本论”再次成为“尽管猪价高，但依然没赚多少钱”的“合理台阶”。 事实上，现时猪饲料中的主要组份玉米和豆粕，其价格的变动对商品生猪的饲料成本的影响权重是有限的。如果商品猪从断奶时开始至100公斤上市这段时间，一次性地每吨玉米价格涨100元，在正常情况下，只会导致每公斤生猪的饲养成本增加0.15元左右；如果每吨豆粕涨100元，则只会令养猪成本增加0.06元左右；如果这两种原料都同时涨价100元，也只会使生猪饲料成本每公斤增加0.2元左右。而每头母猪每年所耗饲料的原料价差，造成的成本增加，分摊到每头断奶小猪身上仅约5元左右（母猪繁殖性能严重受挫者可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0元）。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几年有代表性的饲料原料与猪价变化情况（见下表），显而易见，与5年前相比。
广东地区不同时期主要饲料原料与生猪价格
| 时间 | 玉米（元/吨） | 豆粕（元/吨） | 生猪（元/公斤） |
| 2006.6 | 1450 | 2090 | 7.6 |
| 2010.6 | 2200 | 3500 | 9.6 |
| 2011.6 | 2450 | 3150 | 20.0 |
说明：
1、 玉米价格为广东当时主要集散地（港口）批发价；
2、 豆粕价格为广东当时主要油厂批发价；
3、 生猪价格为当时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代表性价格；
因玉米、豆粕等主要饲料原料的变化导致猪价成本升幅约2.20元/公斤，而实际上生猪价格的升幅却高达13.4元/公斤；而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就饲料原料价而言，养猪成本几乎没有明显变化，猪价升幅却达一倍。可见，在此轮猪价变化面前，“通涨论”与“原料成本论”显然存在与事实不乎的逻辑混乱。
事实上，猪病复杂，大部分猪场生产性能严重低下，可上市健康商品猪大幅减少，养猪生产者投入产出严重失衡，才是造成生猪市场持续供不应求，养猪成本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因此，简单地说，猪病失控，导致养猪业损失惨重，造成一段时间内生猪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是半年来猪价稳步上升屡创新高的根本原因，而猪价高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拉升的结果被直接读解为“通涨”的原因，则是逻辑混乱思维方式“逆理成章”推演出来的本末倒置的错误结论，也是主流舆论媒体在2008年对当时猪价屡创历史新高原因解释的原装翻版。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某些农业经济专家，已经习惯了使用现代咨询手段，足不出户便可知晓天下事，根本不会到到猪场做点最起码的田间调查，便可运用各种数学模型演算出最权威的数据，并以其主流派专家的特殊地位行使话语权，把无中生有的结论强加给社会，非常有效地在社会层面起到掩盖事实，混淆是非、误行业误导民众误导政府的功能，把养猪业及部分养猪人的思维引入一个更为混乱的状态。
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通货膨胀的基本概念是，原材料价格及劳务价格上升导致产品生产成本增加，进而推动商品价格上升。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商品价格的变化主要受供需关系约束。如上表所示，2006年至今，玉米、豆粕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的确大幅度上升，但这些饲料原料价格的变化因素转化成对生猪饲养成本的影响远非主流媒体所渲染的程度，周期性或准常态的多种疫病造成养猪业生产性能低下，有投入少产出，甚至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产出，是导致市场供需关系失衡，或养猪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把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价格变化与产品生产成本变化的模式套用到养殖业生产模式、把“静物”或曰“死物”与“动物”或曰“生物”混为一谈，可能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所犯的致命错误。
至于“养殖周期论”的误区可能存在更多争议。很多业内人士把2010年3-5月份（并非主流媒体笼统地说的上半年）的猪价走低解释为养殖周期的供大于求，可能是想象力过强与记忆力太弱所致。众所周知，在中国正常上市的活猪体重大多数在100-130公斤范围，如果读者诸君记忆力尚未衰退，应该清楚地记得，当时有部分记者报道屠宰场收购的生猪体重很大一部分在60-70公斤范围，并解释为市场处在供不应求猪群提前上市状态。可是，一年后的今天，同样的现象却被解读为“周期性”供大于求。笔者翻开电脑记录清楚地显示，2010年6月20日陪同来自北京的行业主管某领导微服出访，分别拜访某县行业主管领导、某养猪大户（2500头母猪规模）兼县养猪协会会长及某猪贩老板三人，被访者在知无不言的环境下各自尽陈行业苦衷：养猪无难事，全因病作怪。大量不到正常上市体重的猪“提前出栏”，或进入猪贩子设立的临时冷库，导致猪价低迷，其真正原因业内人士心知肚明，却在当时无人敢言，一年后的今天却演变成“养殖周期论”。此等不负责任的思维与言论可能对政府部门的判断与决策有非常负面的干预效果，对养猪行业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养猪、论猪诸君凭良知说话可能比凭激情说话更有好处。
今年五月初，笔者与某省几位地级市行业主管谈及养猪行业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时，这些专家级领导忧心忡忡地告诉笔者，2010年，当地实际存栏母猪平均提供的上市商品猪可能不超过10头。不少母猪饲养量在100-300头规模的场什么措施都用过了，却好几个月几乎没有生产出正常断奶的健康仔猪。母猪流产、死胎、不发情或发情后屡配不孕的情况相当严重，不少猪场的母猪配种返情率达30-40%之多，小猪断奶后在保育舍阶段死淘率普遍在15-20%之间，有些则高达50%或以上。而据笔者所知，最近大半年来，就全国范围而言，此类情况并非个案，更为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大型或超大型养猪企业的情况并不会比中、小型猪场好多少，尽管他们公开的报表并不十分难看。因此，头脑清醒的养猪业内人士数月前已预测到现时猪价状况，只不过全国范围内猪病失控造成的恶果远超一般人预料而已。
二、 关于猪病判断的逻辑思维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系统中一个局部元素出现问题，它只会导致系统中某个部分出错；如果系统中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全局性的系统错误就不可避免。纵观最近五年来的养猪形势，从“无名高热”的恐惧，到“高致病性蓝耳病”的权威判断，以及短时间内随之推出的强制免疫方案，猪病控制并未收到预期效果；随后在业界人士大面积观察到接种“蓝耳苗”的猪群其对应抗体水平与阴性对照（没有接种疫苗）的猪群的抗体水平并无任何差异，有关专家们才“终于发现”“蓝耳病”的免疫接种与体液免疫关系不大，“主要通过细胞免疫发挥作用”，随后各地争相推出的“蓝耳病”“弱毒苗”似乎可以给养猪人带来一线希望（尽管疫苗专家们这次同样没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与特异性免疫相关的细胞免疫指标），而大量有目共睹的事实却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们，这次专家们可能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这些疫苗不但没有把猪病控制好，而且会令猪病变得更加复杂，去年以来某些地方准常态口蹄疫的存在以及去秋以来产房小猪以拉稀为表面特征导致大量死亡的情况很难排除与“蓝耳病”弱毒苗的干系。因为“蓝耳病”病毒会造成机体严重的免疫紊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大量同类案例的其中之一足以令人毛骨悚然：
今年4月上旬，笔者远程处理四川某400头存栏母猪场的“绝症”案例：该场从1月26日起，初生小猪“拉稀”、衰竭而死，期间求助了可能找到的各路专家，各种诊断意见与相关措施五花八门，“各种最好的疫苗及药物”已用了无数，遗憾的是，直至给笔者电话之前，数月来几乎没有一头小猪生存下来。从其提供的检测报告中显示，母猪及初生小猪的猪瘟抗体滴度都很高（≥1：512），而2周龄和4周龄小猪的猪瘟抗体滴度却几乎为零（≤1：32）。诊断专家建议尽快补打猪瘟疫苗。然而，凭笔者的皮毛兽医常识判断，该场很可能在小猪一周龄前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令小猪猪瘟抗体（当然还应该包括没有检测或者暂时无法检测的其它抗体种类）急剧消耗。果不其然，总经理说，小猪在7天龄时接种了“最好的”
进口“蓝耳苗”！值得庆幸的是，在停掉所有的治疗药物和有害的疫苗后，用笔者提供的非特异性免疫调节方案、并对某种关键性疫苗接种方案作调整，10天左右以后出生的小猪再没出现任何拉稀的症状，折腾了好几个月的猪场终于恢复平静，管理人员终于见到久违的健康猪群。类似的案例这半年来笔者已处理不少于50例，无一失误。然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最前卫的专家在“蓝耳病”故事再没人相信的情况下，不嫌其烦地给养猪人发送信息，宣布在80%的样品中检出kobu病毒（被吓怕了的业内人士戏称为“恐怖病毒”）和博卡病毒，据说宣称检出“恐怖病毒”的专家却未见治好任何一个猪场。
显然，我们的某些专家却往往习惯于看见什么说什么的“形而上”思维方式，觉得现在的实验室手段很先进，什么都可以检出来，殊不知这却又陷入了“井底文化”的怪圈。事实上，当下不少判断方法包括某些实验室手段存在严重的缺陷（伪狂犬抗体的检测及相关判断方法可能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看得见的形”，而不从动物的整体上把握机体的健康乃至周边环境状况，以及动物群体前后生长、生产阶段的相互承传关系，难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及据此施行错误的方案，并造成无法避免的损失。以下案例可能值得有不少类似经历的养猪人深刻反思：
五月初，某猪场（2600存栏母猪）出现猪群厌食、个别有呕吐，在某生产区连续发生20多头母猪不规则流产现象，大量哺乳小猪拉稀，死淘率大幅上升，个别产房哺乳仔猪死淘达60%以上。“蓝耳病毒”抗体检测结果表明，“蓝耳病”处于“高度活跃期”。然而该场已停用“蓝耳病”疫苗近5年，且是非特异性免疫调节剂福源康的坚定用户，这几年从未受过“蓝耳病”困扰，这次“疑似蓝耳病”是否由于去年新进后备猪所致？令管理人员深感疑惑与焦虑。然而远在千里之外的笔者接报后详细了解发病情况后明确表示与“蓝耳病”无关，而可能是霉菌毒素中毒的典型案例。随后的饲料检测结果表明，当时喂饲的饲料检出呕吐毒素及玉米赤霉烯酮超标2000多倍！剔除有害因素并采取某些辅助措施数天后，再无流产出现；流产后5-7天左右，全部母猪再次发情；未受毒素侵害的小猪再没出现拉稀现象，一场因玉米质量造成而与“蓝耳病”毫无关系的危机就此平息（由于受霉菌毒素损伤而导致的死胎、配种后返情等现象会相继持续3-5周甚至更长）。如果按主流学派专家的思维方法作“蓝耳病”处理可想而知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
然而，由于毒物中毒的一过性特点（有问题的玉米用完就没了）很容易给某些猪场造成接种了“蓝耳苗”后猪群健康会逐步好转的假像。笔者最近处理的这两个典型案例充分说明，对猪病判断时很有必要对所掌握的证据作简单的逻辑分析后才作出结论。
关于中国猪“蓝耳病”疑案，建议读者对其来龙去脉稍作短暂的回忆：2006年令养猪人束手无策的“无名高热”经各路专家最后确诊为“高致病性蓝耳病”，并以惊人的速度研发出相应的疫苗。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2007年6月18日北京召开第二届全球猪业大会上，时任国家农业部主管官员郑重宣布：专家们对当时能找到的15种国产或进口的“蓝耳病”疫苗进行了严格的攻毒试验，没有一种对“高热病”有效。可是，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仍有无数养猪人担心，如果不接种“蓝耳病”疫苗万一来了“高热病”怎么办？笔者很难明白，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为那个可以认为是无中生有的恐惧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更需养猪人深思的是，多年来国际上众多独立研究人员已充分证明：“蓝耳病毒”在动物体内不存在任何交叉免疫保护功能，而我们中国的“蓝耳病”专家两年前就已向外宣布已分离出36个“蓝耳病”毒株；由于“蓝耳病毒”变异性较强的特点，不同的新毒株还会不断被发现，难道我们的疫苗专家要让我们的养猪人接种超过36种“蓝耳苗”才能把猪养好？
事实上，据笔者这几年在全国各地观察到的情况分析，接种了“蓝耳苗”的猪场发“高热病”的比例要远大于不接种“蓝耳苗”的猪场，这可能是“蓝耳苗”造成猪群免疫紊乱的结果，使猪群对“疑似流感”等病毒感染更为敏感（笔者认为，如果不把“猪流感”这种常见病去政治化而加以有效研究，中国养猪业将会很难绕过健康养猪所面临的众多障碍）。我们的行业管理人员亦十分清楚，为数不少的猪场或碍于面子或逼于压力领回去的强制免疫的疫苗，不愿费力挖坑埋掉的朋友只不过给垃圾堆增加少许内容而已。因此，不少有社会责任感的业内人士认为：尽量不含政治因素或商业企图，真正以科学态度重新评估中国的猪“蓝耳病”及相关疫苗之时，可能不单是中国养猪业之大幸，亦是社会管理民主进步之重要标志。
国家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去年的生猪上市量达6.8亿头，占全球产量的53%以上，且中国历史上素有“猪粮安天下”之说。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掌握、控制养猪业的健康发展，不但对参与其中的数千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更是关系到13亿中国民众利益的国计民生问题。近年来多位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当下在养猪业强调此层面的政治内涵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然而，猪业科学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井口”，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危害，凡事均“透过现象看本质”，运用简单的思维作符合逻辑的分析，并以实践结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以红头文件的字号大小来衡量是非曲直，可能是少走弯路避免迷失方向的明智选择。
因此，养猪、论猪，应该学点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