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特别是进入六月份以来，国内市场猪肉价格高居不下，甚至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景象。猪肉价格大起大落已经成为这些年的一种常态，不但让生猪养殖户吃了不少苦头，消费者买肉时也时常有被“割肉”的感觉。
“国有企业应有所担当，应该去养猪，去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去做一些不赚钱的事情，而不应该总是以逐利为目的。”
生猪养殖户如何把握市场命脉？政府如何保护养殖户的积极性，稳定猪价？7月20日，四川新闻网记者专访了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博士。在解读价格起伏原因的同时，李后强副主任也就稳定猪肉价格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希望国有企业能有所担当，投身养猪事业和产业。
猪价起伏有其必然规律，不应紧张
对于目前的猪肉涨价，李后强副主任首先表示不要过于紧张，更不要恐慌，但要高度关注。物价的变化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价格是供求信号，反映的是供求关系的波动，任何物价都有波动的时候，只是对有些商品人们不太敏感，如对家具、电器、衣服、首饰等价格变化的关注相对迟钝。
李后强说，猪肉是一种大众食品，人们几乎每天都在食用，所以大家对猪肉的关注度相对较高。正是因为猪肉具有涉及面宽、使用频率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所以就决定了猪肉价格在社会生活中表出敏感性、大众性和时效性。
涨价解读：“四多四少”导致供不应求
李后强副主任认为，目前猪肉价格过高的原因主要是供不应求的结果。而导致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他将之总结为是“四多四少”。
一是分散养殖多，规模化养殖少。李后强介绍说，目前四川散户养殖所占比重在60%至70%，散户养殖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市场反应迟钝，不能及时掌握市场供需信息，往往存在“跟风”和“从众”现象。而一些对市场信息把握及时和准确的大型生猪养殖企业较少。
记者在之前的调查中也发现，很多生猪散养户往往会跟风养殖，养涨不养跌，市场上猪肉贵的时候就买进猪苗，而等生猪出栏时正好赶上大量生猪出栏、猪肉价跌。跟风养殖正是农户对市场反应迟钝的表现。
二是放弃养殖的农户多，专心养猪的农户少。散户养殖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固定，由于这些散户养殖规模小，感觉市场好点时就多养几头，不景气时就少养，甚至放弃养殖。
与散户相比，那些专注于养猪的人少。以新津为例，前几年，仅仅靠养殖户余忠带动起来的规模生猪养殖场就有三四十家，但是今年所剩已经不足四家。像余忠这样坚持下来的老养殖户越来越少。
三是中间环节得利多，农户盈利少。李后强表示，生猪与猪肉价格往往存在很大反差。在猪行业链条上，农户得利很少，中间环节拿走了大部分利润。涨价消费者会受损，跌价农户会受损，中间环节则“旱涝保收”。
四是传统养殖多，科技含量少。目前国内生猪养殖散户多、集约化程度低，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生猪养殖科技含量底，产量低、效率低和防疫能力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李后强副主任解释说主要是因为“比较效益”与“边际效应”。首先，就“比较效益”而言，养殖户会将生猪养殖与其他职业的收益进行一个比较。除去饲料成本，散户出售一头猪的收益大概在200元左右，时间需要半年，这还没有除去人工费、场地费、水电费、草食费和折旧费。而外出打工，每人每个月收入至少也有1000元，且风险小。农户在比较两者的收益和风险后，放弃生猪养殖外出打工就成了他们大多数的选择。其次，就“边际效应”而言，养殖户在经历几年的尝试后，必然会对这种“利薄”行业产生厌倦，逃离也成为一种必然。吃猪肉的主体人群没有减少，而生猪产量下降了，涨价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猪价上涨是必然，但幅度不会太大
李后强副主任表示，凡是大面积、反复出现的现象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律支配。猪肉价格波动其实质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个经济学问题，应该理性地去对待。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猪价上涨应该是必然的，但幅度不会太大，因为受“猪周期”支配。
李后强副主任表示，猪的生长有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供与求两种力量博弈表现出来的“猪力量”产生“猪周期”， “猪周期”产生“猪效应”。这在物理学上是动力系统问题，表现出“极限环”和“多重极限环”，破环可以产生混沌和分岔。周期是完成一次振动所需的时间。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其连续两次出现所经过的时间叫“周期”。一个“猪周期”是指相邻的两个市场价格峰值之间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到两年半。用“控制论”原理来具体分析，就是一个信息反馈过程。生猪养殖户得到正反馈(涨价信息)决定养猪需要的时间为半年左右，接下来，从母猪受精怀孕到产仔、哺乳，这段时间大概为174天，然后是育肥至200斤左右的成猪，这段时间大概为半年时间。生猪储圈和出栏农户得到负反馈(降价的信息)，这个过程需要半年的时间。再到农户决定不再养猪又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就是“猪力量”作用下的一个“猪周期”，整个过程算下来大概是两年到两年半，有时是三年、四年时间，因为其他外在市场信息对此周期有很大影响，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自然灾害和牲畜疾病等因素。
国有企业应该去养猪
在谈到如何稳定生猪生产，保护养殖户的积极性时，李后强副主任开出了应对药方。
一是政府进行补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猪肉是一种“半公益性”食品，养猪既是产业也是事业，政府应进行适当地补贴，以保证生猪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波动和疾病威胁下不亏本，这样才能调动养殖户的积极性。
二是国有企业要敢于担当。国有企业应该为国家和政府分忧，特别是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上，应该勇于担当责任，干非公企业和个体户不愿干的事情，把养猪当成公益性的事业来做。而不应该投身于房地产等行业，与民企与个体户争利，以逐利为目的，因为这有悖于国有企业的职责定位。
三是鼓励集团化、规模化养猪。李后强建议，应大力鼓励养猪协会、专业养殖户、海内外资金投身于规模化生猪养殖，应培养一批养猪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品牌企业，给予他们税收、规费等政策方面的优惠，让他们有利可图。此外，国家还应加大对养猪产业的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服务，增强防疫能力，解决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四是鼓励国民调整食品结构。吃猪肉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一种饮食习惯，带有浓厚的短缺经济时代的特色。但随着食品的多样化，国民应该相应地逐步改变之前的食品结构，用鸡、鸭、牛、羊、兔等肉品来分担猪肉的压力，这更有利于国民健康。
最后，李后强副主任表示，作为一个养猪大省，四川担负着平复肉价的重要任务，学术界和政府都应该高度重视，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长远，深入调查研究生猪养殖产业规律，尽快建立猪肉价格的管控系统，认真践行执政为民的理念，让群众吃得起肉，能吃上放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