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为此，过去人们往往多从流动性过剩上找原因，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虽然央行今年以来已经三次加息，准备金率也达到21.5%这一极高水平，但是 6月份CPI指数依然达到6.4%，其中猪肉涨价是重要因素。
严格地说，通涨和CPI高企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指流动性过剩，后者指消费物价腾升。前者往往导致后者，但后者原因不一定都是前者。因此，货币政策可以调控流动性，但不能完全调控CPI。2008年以来的三年中，中国CPI指数两次大涨，主要原因都是食品，特别是猪肉。由于人们习惯把消费物价上涨认作通胀上升，我们暂且也这么做，并称这三年中国的通胀为猪肉型通胀，以突出问题。
从2007年以来的经济现象来看，中国式通胀的主要原因在食品，食品涨价的大头是猪肉。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是供应不足和成本上升。对此，国务院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平抑猪肉价格，包括支持养猪规模化经营，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回想一下，2008年政府也曾采取过类似措施，并在半年内降低了猪肉价，但几年后又卷土重来。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建立稳定猪肉价格和供应的长效机制。
发展规模化养猪当然有助于这一点。我国猪肉供应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分散养殖所占比重过大，农民自然会在跌价时减少养猪，涨价时增加养猪，从而造成市场反复波动。发展大规模养猪当然可以减少这一波动，但如何推进规模化呢？13亿人口一年差不多吃7亿头猪，养猪关系到很多农民的生计。
这里的关键是缺少必要的基准支持价格和反周期操作。美国农业部每年制定一系列农产品的收购支持价，实行反周期操作。当供应过剩，市场价格下跌时，政府将不足支持价的部分补贴给农民。具体做法是，农民以土地和地上的作物为抵押，从商品信贷公司获得往往是贴息的贷款，收获并出售后还贷。如果还贷时售价低于政府确定的支持价，则不足部分在还贷中扣除。反之，当市场价格上涨，并超过政府支持价时，农民不必缴纳高出的部分。因此，农民可以“旱涝保收”，而这种做法不违反WTO相关规定。
我国情况虽然不同，但可资参考。例如政府按上年实际价格水平，加上成本上涨的合理系数，确定当年猪肉收购支持价，但并不真正都由政府去收购。当供应过剩，市价下跌时，农民不用担心，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差。当供应不足、价格上涨时，农民可以得到更多好处。无论养猪是规模化还是散养，支持价是相同的。当然，由于散养成本高于规模化养殖，散养户趋向于入股规模化养猪场，以获得更大利益，从而用利益杠杆推进规模化进程。反之，当猪肉价格高于政府支持价时，农民不需要补贴，政府这笔钱则拿来补贴城镇消费者。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一定保障，猪肉供应将趋向大体稳定，价格大涨大落的可能性也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