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市民的生活成本，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希望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平抑猪肉价格。那么，行政调控手段能熨平肉价波动吗?
猪肉价格降了，酥饼也不会回到原来价格
“给我来个红烧肉。”与往常一样，昨天中午，一走进离租住房不到百米的小餐馆，市民周其亮菜谱都没有看就点起菜来。“不好意思，红烧肉卖完了，现在肉太贵，我没敢多买。”老板娘不好意思地回答，并建议，“今天吃鱼吧，味道很好，还是18元一盘”。
部分餐馆少卖甚至不卖红烧肉的背后，是近来猪肉价格不断上涨。周其亮说，一年前他第一次光顾这家小店时，红烧肉是18元一盘，现在已涨到30元。“我相信过一年半载，猪肉价格肯定会降下来，但是就算降到每公斤20元，小店的红烧肉价格也不会回到18元一盘”。
肉价上涨了，相关商品价格也跟着上涨；但肉价如果下降了，这些商品却不一定跟着降价。这体现了价格形成的复杂性。
正在酥饼店买金华酥饼的市民张岚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次酥饼涨价是2007年，当时肉价和现在差不多，酥饼每只从0.5元涨到0.6元。后来肉价下降了不止1/3，酥饼还是卖0.6元。这次肉价上来了，酥饼每只要卖0.8元。我相信，不管肉价以后降多少，我们很难再吃到0.8元以下的酥饼了。”
养殖调控，行政手段熨不平肉价波动
从去年5月份猪肉价格跌到最低谷，到现在肉价不断攀升，在记者跟踪采访中，金华的养猪大户洪旭东一直保持淡定。这位有着10年养猪经历的养殖户已经历3次这样的肉价轮回，而他的父亲则在20多年时间里经历了6次。
在洪旭东记忆里，1993年、1996年、2000年、2004年、2007年，肉价都达到过高位，2007年更是创出历史新高。在他看来，肉价上涨一部分可理解为“周期性因素影响”，其相隔时间为3年或4年，而且，大涨前一年均出现过养殖户积极性不高或肉价创新低的情况。
面对猪价上涨行情，政府部门会推出许多补贴措施。但是否要加大生猪存栏量，洪旭东还是很犹疑。“我想还是稳当一点好，前两年生猪市场大起大落，就是惨痛教训”。
2007年肉价大涨时，政府部门也曾出台刺激养猪业的政策，养殖规模扩大，结果供大于求，肉价在2008年和2009年连续创出新低，导致一部分养殖户血本无归。利润大幅下滑再次打压了养殖户养猪积极性，又导致2010年、2011年肉价大涨。
去年5月份记者第一次采访时，问洪旭东猪价什么时候可以走出低谷，他说：“如果没有调控举措，猪价前几个月就该企稳了，行政调控手段会打乱市场节奏，却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肉价轮回的问题，这样的低价，最多也就一年半载。”结果不到半年时间，猪价果然回到成本线以上，接着开始长达半年多的飙升。
猪肉市场波动，应尽量用市场手段来调整
“有关部门拨出资金促进生猪养殖，但干预不当不容易起到效果，对猪价的宏观调控应把劲使到点子上。”金华市万和生猪专业合作社的几位养猪大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这样表示。他们认为，对猪价进行宏观调控不应再像以前那样“鼓励大家都来养猪”，而应该将着力点放在促进规模化养殖和支持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来，否则很有可能会人为导致来年猪价波动幅度更大，陷入一窝蜂养猪又一窝蜂杀猪的怪圈。
就在上个月，商务部官员曾表态，不再出台政策强压猪价而是由市场自行调节。市畜牧兽医局畜牧产业发展科科长高士寅表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生猪市场，应该可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自行调节供给和价格关系。当猪肉价格过高时，养殖户受利益驱动，肯定会增加生猪补栏数，提高屠宰量，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政策往往会打破正常规律，市场调节是最科学的也是最为有效的”。
在金东区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看来，目前生猪养殖正处在由以散户为主的传统养殖模式，向以规模化为主的现代养殖模式转型过程中，而解决成本上升导致肉价高涨难题最可行的办法，就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延长养猪产业链，大力推行规模化养殖，降低养猪成本。
作为养猪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该局牵头成立金华市万和生猪专业合作社，有30位社员，共有存栏母猪1.83万头，年出栏生猪30万多头。合作社挂牌开业后，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模式。一是寻求与质量可靠、信誉度高、后续服务能力强的饲料生产厂家合作，利用饲料生产厂家技术、设备和资金优势，以入股形式参与饲料生产，向社员统一供应饲料，降低饲料成本，增加养殖利润；二是社员集资，开办生猪屠宰企业，收购生猪屠宰分割，生产无公害的品牌猪肉，打进超市，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合作社经济实力；三是用合作社募集的部分资金，为社员扩大生产提供融资担保。这样一条饲料加工—种猪繁育—生猪生产—猪肉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形成后，将极大提高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7月16日，新华社发文提醒说，随着大量仔猪繁育成熟,今年底猪价又可能猛跌，这种“过山车”式的猪肉价格波动，就是盲目扩大养殖规模带来的恶果。如何调控养猪业的周期波动，应是各部门和养猪户要好好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