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影响甚大。有人戏称，中国的CPI(consumer price index)其实是 China Pork Index(中国猪肉指数)。
2015年8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约20%，而猪肉在CPI占到3%左右的权重，因此猪肉一项就将通胀率拉高了0.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30%!而在很多时候，猪肉对通胀率的影响比这还大。
早在上一轮“猪通胀”时期，猪肉价格就已经成为发改委价格司(2010)、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1)的重要研究课题。中信证券的诸建芳(2010)、安信证券的高善文等(2011)、以及野村证券关志雄(2011)等等，都曾潜心研究过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我们(徐奇渊、陈思翀，2015)对生猪饲养做了实地调查，并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试图提出一个解释猪肉价格波动的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析框架。我们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构建了一个包含“仔猪-生猪”两个生产过程在内的蛛网模型。另外，我们还引入了一群具有差异性的养殖户(按照资产规模大小区分，对应于现实中的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他们对未来的猪肉价格走势具有不同的预期。同时，这项研究还通过引入农户的资产和负债规模，进一步引入了金融抵押能力，从而可以分析信贷约束的作用，并有可能对市场进入和退出(破产)进行分析。
母猪产仔率越高，价格波动越大
猪肉市场不同于一般农产品。比如，粮食和种子的储藏成本相对而言很低，而生猪、仔猪都有最优饲养周期，而且，猪肉储备需要保存在零下18度的冷库中，不但有较高的租金、电费成本，保质期也较短。此外，冷冻肉售价还会大大低于鲜肉价格。
这导致猪肉和一般的粮食产品不同：(1)储备肉规模有限，且对市场调节作用相当有限。猪肉的价格主要还是由市场的当期供求决定。(2)仔猪无法像植物种子那样存着现取现用，当生猪价格上涨时，先影响到的是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怀胎数量，然后才能进一步影响到仔猪的供给量。母猪的孕期需要4个月时间，培育1头新的能繁母猪则需要6个月。这种特点可能使猪肉价格的变化机制不同于一般粮食产品，因此，我们的框架需要反映这种“仔猪-生猪”的双周期特征。
现代养猪业其实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尤其是育种环节的科技含量很高。比如，我国母猪每年能提供的仔猪数量大约为15头(散养户更低)，而国际先进水平则能够达到30头以上，丹麦甚至能够达到35头。如果能繁母猪产仔率提高，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能繁母猪产仔率提高，在长期较可能带来猪肉价格的趋势性下降，但是会导致猪肉价格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产仔率提高则产量增加，由此导致价格下降，这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会导致价格的波动性上升?如果产仔率是1：15，这时候，同样增加或者减少一头母猪，其带来的影响就会远远大于产仔率为1：9的情况——这就是乘数效应。 在过去这些年中，由于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及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产仔率确实在不断提高，这导致猪肉价格波动性的上升。尤其是在2008年前后，这一作用较为突出。
散养越普遍，决策越短视
中国猪肉市场的分散程度较高。相对而言，美国是生猪养殖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2011年其生猪存栏规模5万头以上的养殖场存栏占比为54.7%，而在2010年，该比例在中国仅为1.0%。由于产业化程度低，单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生猪养殖户可能会对当期利润率过度敏感。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养殖规模较小的农户，难以收集充足的市场信息，无法对价格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即使农户能够准确判断价格走势，由于资产规模太小、难以获得信贷支持，加之家庭的暂时性开支负担较大(比如看病、交学费等)，农户难以做出跨时期的经济决策，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单期决策特征。
在相同环境下，农户资产规模的扩大，就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从而能够大幅增强其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这也有利于猪肉生产行为的平滑和稳定，最终也有利于猪肉价格稳定。但是，如果宏观信贷约束较紧，即使农户资产规模提高，他们也难以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这时候，农户资产规模的扩大对猪肉价格的稳定作用也会打相应的折扣。
这意味着，长期来看，要想稳定猪肉价格，就要促进市场集中度的提高，推动生猪养殖的产业化。 中国生猪存栏规模5万头以上的养殖场存栏占比在2002年、2008年和2010年分别为0.4%、0.6%和1%，49头以下的小型养殖户存栏占比，在 2002、2008、2010年分别为71%、44%、35%。可见，中国生猪养殖的市场集中度正逐渐提高，但是，距离大规模产业化仍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还要加强对能繁母猪、生猪养殖户的信贷支持。信贷支持不仅有利于大企业做出跨期决策，也有利于有经验(对市场价格预期较为准确)的中小农户处理暂时性的流动性困难。此外，还可尝试开发猪肉的期货产品，完善价格的预期形成机制，为生产者提供金融避险工具。
前面我们提到，能繁母猪产仔率提升会带来乘数效应的上升，因此，政策应当着力稳定能繁母猪本身的存栏数量。但是，政府一度实行的对能繁母猪直接提供补贴的政策可能得不偿失。这一政策似乎在短期稳定了生猪的潜在供给能力，但与此同时保护了小规模的散养户，阻碍了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猪肉价格的稳定。而且，从实地调研来看，由于能繁母猪和普通母猪的分辨存在较大操作空间，因此也容易产生虚报问题、影响政策效果。而如果采取信贷支持的政策来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则能够更为有效地熨平生猪产量的波动。
何时告别“猪通胀”?
从需求角度来看，居民收入的持续上升，将导致猪肉需求对价格的敏感度下降，这将导致猪肉价格的短期波动性增强、以及长期价格的趋势性上升。但是，与此同时，猪肉消费在全部开支中的比重也在下降。2016年统计部门将启用新的CPI权重方案，从过去5年消费结构变化来看，猪肉在CPI当中的权重必将有所下调。因此，猪肉价格的波动对CPI的整体影响也将有所削弱。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善文、尤宏业、莫倩、高伟栋(2011)，《掀开货币的面纱之三--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解框架》，《安信证券宏观研究》，2011年8月17日。
(2)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0)，《金融统计分析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
(3)周望军(2010)，《稳定生猪市场的实证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第6期。
(4)诸建芳、孙稳存(2010)，《猪价、粮价调研报告》，中信证券研究报告，8月30日。
(5)Chavas, J., and Holt, M. (1991), On nonlinear dynamics: The case of Pork cycl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3, No. 3, pp. 819-828.
(6)Dieci, R., & Westerhoff, F. (2010), Interacting cobweb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75, No. 3, 461-481.
(7)Harlow, A. (1960), The hog cycle and the cobweb theorem,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Vol. 42 No. 4, pp. 842-853.
(8)徐奇渊、陈思翀(2015)，《猪肉价格及其波动性：基于异质性蛛网模型的研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发展展望研究系列(GDP)，Working Paper No. 15.002，201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