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销自己的食品，欧盟各国官员正纷至沓来，这是2012年中国对进口食品实行统一管理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化差异、谨慎的政府管理，虽让好事多磨，但中国的13亿人口、与欧洲互补的食物习惯，让欧洲人依然对此充满想象。
2015年11月13日上午11点，滕明(化名)刚将柜台后的半只猪挂上钩子准备分割，就看到了菜场那头走来的一队金发碧眼、身材高大而西装革履的人们。
为首的女士走过来和他交谈。“她说自己是丹麦环境与食品部部长，想要把丹麦香肠出口到中国来。”在春秀路菜市场卖猪肉四年以来，这是滕明第一次在菜场见到国外部长级官员。
那天，他货架上唯一来自欧洲的产品是德国的猪蹄。此前，他也曾卖过丹麦的猪蹄和下水。和国内猪蹄18元每斤的价格相比，进口猪蹄15元一斤的价格更加好卖.
这已非丹麦王国环境与食品部部长伊娃·汉森第一次来中国。几天前，她刚带领15家丹麦企业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国际食品展销会，并做了开幕演讲。
持续低迷的经济，正让欧洲人纷至沓来。2015年，德国农业部部长、副部长前后三次访问中国;波兰、德国肉类和食品相关协会相继在2012年、2013年设立中国代表处;今年，丹麦大使馆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专门负责在食品进出口方面进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接……“对我们来说，出口食品到中国是优先事项。”汉森说。
炙手可热的中国市场
莫凡也曾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工作，2012年成为法国猪业联盟和法国畜牧及肉类协会驻华首席代表。2012年是欧洲国家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高峰，任远也是在这一年，加入刚刚设立的波兰农业协会中国办公室。
不过，在莫凡也看来，两年的准备期过后，2015年才是法国食品进入中国的真正巅峰——过去法国出口中国的量每年在七万到八万吨。而今年仅仅在上半年就超过了七万吨：“今年的总量会在十万吨以上。”
“现在每个人都想要到中国去，每个人都想要分一杯羹。”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主任劳恩森(JanO.F.Laustse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十多年以前，丹麦食品企业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最近两年，这种机会变得越来越多——今年他已经三次来到中国。
和莫凡也、任远一样，劳恩森的主要工作，是为企业和政府沟通提供方便。此次丹麦环境与食品部部长级官员访华，就是劳恩森所在委员会斡旋的结果。
“互访的新闻出来后，我们就可以断定，一些合作条款已经在洽谈，一些新的项目将会被披露。”一位曾在欧洲某国食品安全机构工作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官员曾多年负责和中国质检总局认监委的对接。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级高级官员访华数月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会先飞到中国，将洽谈的议题确定、需要签订的协议初拟好：“部长乃至更高的国级、副国级官员访华，象征意义明显，但其中所含政治影响力至关重要。”
不过，能最终出访中国的都算是幸运儿。因为“出访得有成果”的默认规则，中国的监管部门，经常需要在每年成千上万的访问申请中进行筛选。
而进入中国市场，也有准入条件。2012年3月发布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规定我国对进口食品采取“注册制”的管理方式，主要审核单位是国家质检总局下的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认监委)。
一般来说，外国食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有三种形式：与中国贸易公司合作由其代为寻找客源;企业直接与中国食品企业或批发市场和超市合作;自力更生，在中国设立分公司甚至是独资、合资工厂。
在德国肉类协会代表BjörnBörgermann看来，在初步进入一个新市场之后，如果对于这个市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性和利润比较满意，就能够考虑在这里建厂直接生产：“越来越多的外国工厂落地中国，这很可能会是中国政府今后面临的主要情况。”
“让我们合作吃掉一整只鸡”
现在，中国已取代俄罗斯，成为法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欧盟希望能借由‘一带一路’的机会，让在渝新欧铁路上运行的列车装满来自欧洲的食品。”欧盟委员会驻华代表处卫生与食品安全事务参赞华杰鸿(JeromeLepeintre)透露。
张磊(化名)从事中德间食品贸易多年，他认为从食品安全角度看，肉类和奶制品出口都比较高风险，但相对而言，也能够获得更好的利润。
在欧洲，政府倾向于保护农户利益。最常见的情况是，生产商被夹在中间，一方消费者需要低价商品，另一方面政府为农户规定了最低收购价。以德国为例，上述情况再加上国内大屠宰厂之间的竞争，德国国内猪肉价格已不断被压低。
“如果没有中国市场，这些屠宰厂在欧洲几乎全都不会盈利。”张磊说，一头出口到中国的成猪纯利润在五到六欧元：“一般大厂一天杀3万头猪，若能将它们卖到中国，一天能多赚15万欧元。
此外，在肉类中，中国和欧洲的饮食差异提供了巨大的合作可能。下水、血液、四肢这些中国人喜爱的部位，在欧洲大多无人过问。
张磊透露，2015年，一些欧盟的大企业每个月都有近一千个集装箱的冷冻猪肉上船，被运往中国，按照平均一个集装箱24吨计算，每个月欧洲进入中国的猪肉及副产品都有数十万吨之多：“这些肉类副产品如果不被卖到中国，在德国国内处理花的钱更多，甚至需要厂家倒贴。”
“欧洲人喜欢吃鸡胸，但中国人喜欢吃鸡翅、鸡爪，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作起来，一起把整只鸡都吃掉?”丹麦环境与农业部部长问南方周末记者。
此外，进口的增加也和中国国内体制的改革有关。
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统一的进口食品注册制：想要进口食品到中国的国家，必须首先通过认监委的评估、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而该国中也只有得到认监委认可并注册的企业才能进口食品到中国来。
由此一来，企业的认证“厂号”成了唯一标准，海关只要在通关时发现某厂号不在中国认监委注册名单中，就有权退回或销毁货物。
在莫凡也看来，境外注册的意义是将监管的过程放到国门以外。“只有经过认证的国家和企业才能进来，这就大大减轻了下游的监管的压力。”
不过，在华杰鸿看来，这还远远不够。
“欧洲每天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价值超过10亿欧元，其中食品只占15%左右。”华杰鸿说，“对我们来说，食品还不是欧洲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
华杰鸿说，欧盟始终觉得食品行业的前途就在中国：“中国人均葡萄酒的消费量每年只有1.3加仑，一个法国人一年能够喝掉多少加仑的酒?50加仑。”
而中国拥有的13亿人口，无疑让这想象变得更为诱人。
来自文化的差异
欧盟食品对中国趋之若鹜的同时，中国政府则抱着一以贯之的谨慎态度。
每次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见面，华杰鸿总会提起，希望能够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是和每个国家分开进行谈判。
为了让中国政府更加了解欧盟内部的快速沟通机制，华杰鸿甚至专门安排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等部门的官员，到欧洲调研：“我们想让他们了解，欧盟内部食品流转效率有多高，他们就会没有理由因此拒绝将欧盟当做一个整体。”
不过，一趟调研过后，他的努力仍然没有结果。
“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的说法总是，我们会共同努力，尝试找到两方都满意的解决方式。”华杰鸿说。
“在我看来，欧洲应该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上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多年以来，让中国将欧盟整体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一直是欧盟官员的目标，“但中国《孙子兵法》有‘分而治之’的道理。”
另一个让欧洲食品和农业相关官员头痛的是中国对欧洲牛肉的出口禁令。上世纪90年代，欧洲疯牛病泛滥的背景下中国实行对欧洲牛肉的禁令，迄今为止仍未解封。
直到2015年，欧盟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总干事泽西·普莱仍将“游说中国相关部委放松对进口牛肉的禁令”作为出访目标。
在张磊看来，中国政府的做法无可厚非：“无论商务部还是质检总局，在制定进口政策时得慎重考虑如何保护国内产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漫长的审批和认证过程，也是欧盟官员和企业们对中国市场“又爱又怕”的原因之一。华杰鸿透露，从开始申请到第一份进口产品进入中国，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最终双方达成的协议，将包括对该种食品的检验标准、获批进口企业名单等内容，并且会由国家质检总局副部级以上的官员签字，才能被认为有效。
在这个过程中，欧盟政府和企业的决策也很重要。
“注册制之下，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数量受到限制，若最后被批准注册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不符合中国人消费习惯，那就是战略失误。”张磊说。
为了“适应”中国市场，欧洲企业也做出了相应调整。汉森透露，丹麦知名奶制品企业阿拉派针对中国市场研发了香蕉、草莓等水果口味的芝士：“在丹麦按照我们的饮食习惯是不会吃这种芝士的。但我们现在的生产思路是，如果你问一个中国消费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芝士，他会怎么说?”
规则的不同还来自文化的差异。
2013年1月，中国政府决定检查红酒中的邻苯二甲酸酯含量。华杰鸿说，这曾让红酒进口受到影响，因为在欧洲邻苯二甲酸酯是合法添加剂，一些国家甚至有意使用其来增强红酒醇厚的口感。
“很多食用添加剂欧盟是允许的。但在中国不允许，主要是国内没有这些工艺，这就会导致一些法国红酒不能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张磊说。
另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奶酪。中国现有法规只认可了酸奶和发酵乳中必须使用的微生物种类，而传统干酪制作所需的微生物尚未被认可。但在欧洲人看来，奶酪就是在霉菌的催化作用下生产出来的。
2014年11月，上海富臻实业有限公司进口的83千克奥瑞秋牌他里治奥奶酪和200千克乔瓦尼科伦坡水牛马苏里拉奶酪，分别因霉菌超标、霉菌和酵母菌超标被销毁。
“这和向国外出口茅台酒一样，国际食品贸易总会面临文化问题。”莫凡也说。